撰文 本报记者吴旭华  摄影 本报记者孙振华

    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文化之于今天的生活，已绝非旧时作为点缀的“风花雪月”。二十年间，越来越融入大众生活的文化，已从初时的“奢侈品”，上升到“必需品”。生活对文化的刚性需求，有增无减。透过纷繁的社会表象，记者尝试着从文化生活的全息图像中，捡拾出了一些碎片。这些碎片或者很不起眼，或者俯拾皆是，但毋须置疑的是，正因为细微而平常，正越能说明它们与我们的融合程度。

城乡处处见歌舞

    作为一名“城里人”，周莉莉是在家附近的节庆广场造成后才学会了排舞的。而此时，在乡下不少地方，排舞早就跳得如火如荼。她有幸被请到南马镇路西村“扫盲”，为村里的妇女当了一回排舞教练。让她感慨的是，农妇们对排舞一教就会，跳得不比城里的“文化人”差。
    撤县设市二十年，我市的娱乐文化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虽然几乎所有的文化新现象都率先出现在城区，但富裕起来的农民接受新事物的动作更快。市文化馆主管群众文化工作的副馆长郑和新说，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原先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较少，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所以文化的“星星之火”一旦从城区传播到农村，就会引发“燎原”之势；而农村众多的人口，对节庆与生俱来的热爱，使他们很快就与这类融娱乐与健身于一体的文化活动实现了“无缝对接”。当然，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扶持功不可没，文化设施不断增加，农民从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后，潜伏着的文化需求极易“爆发”——这只要想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村都有文宣队的情况，就不难明白，有着深厚的农耕文化作为基础，新文化要在农村扎根并不是件难事。妇女们不再只围着灶台转，握锄头的手敲击起乐器来更显粗犷。
    以歌舞健身为代表的娱乐文化，经过二十年发展，农村与城市终于踩着相同的节拍，弹响了协奏曲。

自创书画上墙头

    二十年前，不管你走进哪一户人家，都可以在墙上看到印刷品年画，从“年年有余”到“大好河山”，从“伟大领袖”到“赤脚医生”，刚刚从改革开放浪潮中获得新生的年画艺术在这段时期前所未有地色彩斑斓题材纷呈。这段时期，在城乡市民的墙上，你是看不到什么带有个性化的艺术作品的，即使是对联也差不多出自集市上几位专门“售字”的老先生之手。
    进入90年代后，年画们无一例外遭遇了“恶搞”，从电脑图库中调出的内容越来越单调，由纸张向塑料薄膜的材质“飞跃”让年画失去了最后的优雅，无可避免地沦为“恶俗”。取而代之的是，自创书画摄影作品成了墙壁上当仁不让的主角。记得两年前，记者把一幅友人所绘的梅花图送给乡下的舅舅，装点他的新居，把他高兴透了。
    自创书画作品上墙头，一方面是摒弃雷同追求个性的表现，另一方面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产物确实也有着无可替代的内涵，颇能彰显作者的气质；当然，二十年间东阳致力创建文化大市，使民间书画创作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书画上墙更多体现了一种自信。就在前几天，刚从内蒙古坝上采风回来的方军，其摄影作品被岳母拿去向邻居展示，结果被“哄抢”一光。二十年前，书画摄形创作如果不是为了生计，很多人往往要冒着“玩物丧志”的呵斥；二十年后，书画摄形创作已成为展示才艺的途径——自己动手，“DIY”文化产品，为生活带来更多的快乐。

出书开博寻常事

    前两日，记者又收到了横店影视旅游杂志社总编辑曾毓琳的新著；而在此前一个月，吴宁五校的美术教师王晓文也把他的词作编成了小册子赠送给记者。身为文艺版编辑，近些年记者经常会收到各位作者出版的新书，至今案头已是长长一排。这既能说明文艺创作的繁荣，也颇能代言出版业的兴盛。
    但换在二十年前，一般人想要出书可没那么容易。这里既有出版体制的限制，也有个人创作自主意识未兴起的原因。二十年间，出书门槛的“降低”其实充分说明个人文学作品的质量正在提高，个性化的写作越来越被这个日益宽容的社会所接受，甚至不个性就不受欢迎。更多的人出书并不抱着赚钱的念头，而是为了体验自由表达的快感；也有人把出书当成“传家宝”，实现为子孙后代“立言”的夙愿。尽管一些人出书不乏实用目的，但快感的体验始终居于前列。
    1999年，网络一夜之间在中国铺张开来，网络上的“轻舞飞扬”和那只笨笨的企鹅让不少文化人忽然意识到，新媒体可以让自己的创作成果摆脱纸张、油墨以及漫长的发行渠道的限制，发个匿名帖子在暗处偷着乐虽然也能行使“话语权”，但开设博客更让人有成就感。2006年吴宁二校教师任满娟给自己才五岁的女儿开设了博客，通过媒体报道很是新鲜了一把。2008年6月，东阳书画网上的一群文化人把网上的创作成果搬到了纸上，出了本名为《黉庐》的杂志，把纸媒和网媒的好处都狠狠地捞了一把。文化的平民化，在出书和开博上体现得酣畅淋漓。

当下生活成“非遗”

    一不小心，发现自己的生活正在被各种各样的“非遗”所包围。这是有一天记者在张府前巷吃东阳沃面时，猛然想起这家常饮食已成东阳市级“非遗”而生发的感慨——当下生活中的每一样物事，都在悄然流逝着，说不定哪天它就消失了，故而，享用当下最红火的东西，可能就是享用未来的“遗产”。
    给寻常生活赋予文化意蕴，并用一种悲天悯人的眼光审视它们，从而小心翼翼加以保护，这种态度虽然还未在民间盛行，但已得到不少人的理解并在努力践行。这是二十年间，那些消失在地平线的过去时光所给予我们的最大财富。翻开妈妈的樟木箱子，你会发现有多少东西已被这个汹涌的商业社会所“淘汰”，被喜新厌旧以追逐新生事物为时尚的我们所“抛弃”：荷花被、土布被单、“五代梳”、手织彩带，等等，甚至那对雕花的或蒙着牛皮的箱子，其制作工艺也已成“遗产”。一方面，我们在外出旅游时为他人的文化所感动，以带回各地具有民族风味的文化产品为乐事；另一方面，我们又对身边的文化遗产熟视无睹，这种典型的“灯下黑”现象，在近十年中对一轮轮民族文化破坏行径的声讨浪潮中，终于得到扭转。而2003年开始的民间文化资源普查以及“非遗”保护工程，更提高了市民的文化警惕性。当然，身边的例子也在不断地教育着我们——古老厅堂上雕花牛腿、锁腰板、格子门窗等构件的接连被盗，扎扎实实地让我们认识到了身边“遗产”的价值，并开始捍卫生活中的文化。